著名作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安忆以“小说的生活”为主题，与北师大师生进行了精彩对谈。活动由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主席、主任莫言主持。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过常宝，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蒋原伦，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张清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诗歌批评家谭五昌，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副主任、文学院副教授梁振华作为嘉宾出席本次对谈。
从情感宣泄式写作到职业写作，需要理性的准备
对于莫言的称赞“王安忆是一个既勤奋又有才华的作家”，王安忆认为她只是一个勤劳的作家，而她之所以可以不停的写作，是因为她能从中得到乐趣。她认为50年代出生的中国作家普遍拥有一个较长、安定的时期进行写作，而莫言获得诺贝尔奖也证明了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持续写作的群体。她和莫言都是“从生活里来的，对生活有很多饱满的心情，这种心情和感情需要表达”。从表达心情和经验到职业写作，作家要面对很多问题，而在这类写作道路上坚持下来的作家少之又少。王安忆认为这并非是“才华不够”的问题，原因在于“职业写作对中国作家来讲还是一个新的课题”。王安忆说她也是在挑战与困难中适应写作生活的，并最终发现写作最适合她。在写作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情感宣泄后该表达什么，可能是更深的思想，可能是对社会、生活和人的思考，“这就是写作对你的要求，要求你有理性的准备”。王安忆讲到表达是和生活经验相联系的，要从事情中选择合适自己表达的材料，而她的生活经验相对莫言、贾平凹等作家来说较为单薄，所以她“只能勤奋，只能认真，多劳动，多想些事情”。
中国作家最缺乏的是写作技巧
在大量阅读后，王安忆思考到写作除了天分的部分，另外还有技巧的一部分。经过写作训练的作家的作品，很容易看出来，比如哈金的作品。写作训练的痕迹一言难尽，但能明显感受到其推动情节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中国作家缺乏的。中国同样缺乏的是类型小说，类型小说有一定的规矩和长度限定，像电视剧。这就是说“意外的事情发生，接着开始延宕，延到你不能把这个解决，过早的交代出来。”王安忆用了一个百老汇的话剧“12个人”来说明小说或戏剧的情节如何被有计划的、有效率的推动的。并对比欧洲人和中国人的逻辑，中国人讲感情和悟性，而欧洲人的逻辑很科学，“要为这个不可能的事情走到可能，制造怎么样的条件一步步走”。同时王安忆认为中国作家有才华、有情感、有生活经验，但是写作技巧还有所缺乏，这导致我们“用材料很不节约”，是“写作不能持久的原因”。
小说如“编谎话”
职业写作中无法避免的另一个问题是“小说是什么”。王安忆认为小说，如莫言所说，是讲故事，而这个故事很大一部分特质是空想。“小说确实是一个非常世俗的东西，和你我他的生活都有非常相似的地方，但又要把一些不真实的东西写得非常真实。”《长恨歌》的故事从绝世佳话变成世俗的坊间传闻的过程，和小说非常像。小说要求我们“在表象底下要把我们对生活的空想非常有力的支撑起来，让它变得不像空想”，就像编谎言。在后来的回答中，她又对之前“小说是编谎话”的说法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认为“编谎话”并非“欺骗”，小说也不需要反映现实，小说“一方面非常现实，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挣脱它的现实，要创造一个生活当中不存在的世界。”
思想碰撞
王安忆为了和师生更深入的、更有针对性的对谈，留下了充分的时间给师生提问，莫言也对问题做了回答。王安忆和莫言对有关“小说和生活的关系”问题的回答，将本次对谈推向了高潮。王安忆说写作能创造一个可以自己主宰的世界，这个世界的逻辑和现实不同，可以对现实变形。同时她赞赏莫言的变形非常大胆，效果非常好，“他重新的再构造我们所经历的意识形态生活，包括我们对这段生活的认识，把这段生活在小说世界里面变成一个可以让我们观望的东西。”莫言回答说生活有多个侧面、多种特点，“生活是这样的，同样是描写一段生活，对于写作者当时所处的地位不一样，写作者的角度不一样，写出来的作品就大相径庭。”在回答“《长恨歌》中环境描写和情节的关系”问题时，王安忆认为她的处理方式是比较古典的，是为了先搭建舞台再请主角，“像搭桥过河，或者是坐船过河”；莫言认为环境描写和情节都是小说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而确定一个适当的比例主要在于作家的写作习惯和写作时的具体情况。对于“中国作家对外传播的困难”，王安忆和莫言一致认为最大的困难是翻译，同时莫言强调，作家不应为更好的翻译而降低写作难度。回应“中国作家写作手法西化”时，王安忆认为她的手法偏向五四传统，莫言认为中国作家更多仍是中国传统手法，如白描和章回体。
王安忆和莫言的问答多次得到了师生的掌声，活动在热烈的氛围中结束。
据悉，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此次春季系列活动还将举办两场，包括北京师范大学驻校作家余华的入校仪式暨“先锋的道路：余华创作三十年研讨会”、北京师范大学驻校诗人欧阳江河驻校仪式暨“历史记忆与文化书写：欧阳江河创作三十年研讨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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