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教授近些年一直关注我国流行音乐领域的文化风向，在讲座中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一些文艺理论的概念，随后通过丰富的流行音乐资料，给同学们重现经典歌曲，回顾了中国从1979年至今所经历的不同音乐时代中音乐声音的特质和内涵，指出现在中国流行音乐过于沉浸于“唯美主义的耳朵”当中，而不注重内容和情感体验的现状。
周教授首先介绍了“声音的政治”和“声音资本的主义”这两个概念，指出声音不仅仅是简单的交流信息的载体，还承载特定的社会内涵、政治历史意义和形态的诉求。流行音乐的一个主要特征是要借助于电子媒介，这种传播方式允许一种亲切、婉约、细腻的声音发生，也使得聆听流行音乐与性别相关，从1979的《妹妹找哥泪花流》开始，中国流行音乐的声音渐渐从一贯的高亢中发生了变化。周志强将其之后的流行音乐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反思国家主义时期的主体幻觉：私人絮语 ；二是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前兆：精英雅语 ；三是消费主义社会的症候：日常俗语 ；四是全球化时段的狂欢：杂语混搭。重点讲述了第二个阶段，选取了具有代表性和富有时代特征的流行歌曲，带领着大家进行赏析，并以此来与现在的流行音乐进行对比。
首先介绍的是在八十年代初期对大陆影响很大的邓丽君，周志强认为邓丽君的声音魅力是创造了一种耳边的现场，把人的声音跟肉身的距离消除掉了，对当时的人们起到了情感启蒙的作用，倾听邓丽君的背后是我们听到的是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随着两岸三地政治经济文化的融合，流行音乐的作用也随之重新定义了。罗大佑带来了摇滚，他用弹唱扩大了流行音乐关注的视野，从关于感情的私人视野转到了对民族、国家和未来的关注，在怀念美丽的、丢失了的过往的同时也批判和反思现代化的中国。受到罗大佑的影响很大的是崔健，其痛快淋漓、直来直去的歌声中更多的提到离开和流浪的主题，其歌曲中表达的愤怒的消解正是那个时代歌曲独有的魅力。而齐秦和齐豫则在声音上追求极致的完美，他们认为能够抵抗都市化的是柔情，在其提倡的柔情主义下，对声音纯美追求得近乎偏执的背后，其实是对日益物化和资本化的世界的强烈的愤懑。
接下来周志强仔细剖析了“罗大佑模式”对中国流行音乐的影响，他用沙哑嘶吼的声音来批判现代性，而用极美的声音来赞美乡土中国、传统中国，这两种意象一直存在于中国的流行音乐中。90年代初，怀旧的校园民谣和真挚的李宗盛歌谣，让中国流行音乐逐渐走向世俗化政治的时段。吉他开始逐渐代替电贝司，钢琴与弦乐的配合塑造出不同于电子合成器的壮观，而对低音的迷恋里面，则隐含了消费社会里面纯粹声音欲望的诞生。校园民谣的怀旧里一直蔓延着悲伤的情绪，周志强细述了引发这种情感的四个原因，并认为校园民谣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提升了李宗盛音乐里都市感情的深度，校园民谣唱出的悲伤不是某一个人的感情而是某个特定时代里某一代人的感情。但随着文化产业化，流行音乐市场化之后，音乐开始脱离于表达现实情感，形成了“杂语混搭”的风格。在以周杰伦为代表的歌曲中，歌词“能指丰富，所指匮乏”，声音上则消除了声音的民族差别和政治差别，任何声音都能做成后现代的混搭的元素，中国的流行音乐又出现了重大的变化。
这种变化我们从《花房姑娘》这首歌在三个时代的演绎流变中清晰可见，明确的表达出截然不同声音内涵。从崔健断点式的歌声里的桀骜不驯，到林志炫华丽高音演绎出的柔情，再到歌手赵鹏的《花房姑娘》中，其低音音效以及人声之间的无限协调，使得歌曲在崔健那里的意义已经沦为一种节奏性的伴随。对现在流行音乐的状况，周教授将之定义为“声音的拜物教”时代，听歌不再是听感情和内容，声音的技术生产力变成了一种审美的对象，这启动了大众唯美主义的听歌模式。
我们从用声音来启迪情感、表达立场、纪念青春，变成了单纯的评价什么是好的声音，《中国好声音》和《我是歌手》是这种“唯美主义耳朵”的典型代表，周志强从节目形式、节目中声音的特点、节目的价值导向等方面进行解析，指出中国好声音”的核心主题就是“导师”背对选手，只通过其声音的识别，确定其“价值”；“我是歌手”则通过对成名歌手声音的评论，完全将他们声音背后所依托的历史内涵和时代背景抽空，只变成“唱法”是否成功、“处理”是否得当和“节奏”是否合理的评价。此外还对这两档节目以尽情渲染的后情感主义、极力营造虚假的成功者幻觉和用虚假的经验代替对观众现实生活处境的真实体验而造成伪经验体验的现象进行了批判。
讲座最后，周志强希望大家可以通过今天的讲座从流行音乐声音的变迁里，注意到在娱乐文化越来越富丽堂皇的现今，我们不能仅认识由“好声音”、明星等创造的娱乐文化打扮出来的社会，而要从自己的角度来真切表达情感。周志强以专业、敏锐、深入的音乐观察，引导着听众们对平日习以为常的音乐文化现象进行了文艺美学的深刻透视，整场讲座妙语连连，笑声不断，听众的耳朵被牢牢吸引，随着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流行歌曲，内心对音乐的种种情感也被充分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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