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78年，中国鼓励公派出国留学，中国曾效仿托福经验组织“中国式托福”，并期待得到美国高校的认可，但事与愿违。1980年，综合了托福和香港考试经验的EPT（英语水平考试）在内地开考，但考试成绩遭到了美国学校的拒绝。
1987年，中国国外考试协调处经国家教委批准，把美国英语九级考试（Michigan English Test Level 9，也称：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 Level 9）引入中国，先后在中国大陆的北京大学等12所高校设立了考试点。
后因为单一的英语语言能力考试还无法解决中国学生留学问题，10年前美国的综合性考试陆续进入中国——最广为人知的，当然是由美国大学理事会主办的SAT、由美国大学测验组织机构ACT公司主办的ACT考试，以及上文提到的SSAT等。
在全球教育宗旨、目的、标准、内容等趋同的前提下，各国的教育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发展水平、课程等差异化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现实的各国家教育的个性化问题。外国的考试直接搬到中国来，在面对这些差异化问题上，出现严重的“水土不服”。在综合性选拔考试上尤为严重。这不但给意向留学的中国学生造成学习、考试等巨大的困难；也给外国学校在华招生造成巨大困难。
“改革开放后中国与国际在教育、人才方面的合作交流飞速发展有目共睹，但必须承认，在跨国教育考试与评价，特别是素质教育的考试与评价的本土化问题上至今为空白。”这一直是业界的共识。
也因而，虽然“除英语专项外，综合能力考试是以中国现行教育大纲为基准，全中文出卷答题”的泰思考试，目前只是得到三所美国优质公立高中的认可，但其背后的意义却如热议中的人们所感叹的那样深远——“考中国试，上外国学”终成现实，中美跨国教育评价的本土化探索，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3 国际认可只是“无心插柳”
在授权协议早已正式签订的数月之后，3月3日下午美国茉莉塔市的教育官员和美国TBI的代表抵达中国，他们此行除考察北京四中、长沙市一中、上海格致中学等着名高中，同时会见当地相关政府主管部门领导共商合作以外，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考察筹备即将于2013年4月举行的首次“泰思美国公立高中选拔考试”。将于9月赴美入学的首批105名中国留学生，会在考生中产生。
而与此同时，正有更多的外国政府机构、学校和跨国教育机构在和公众教育考试和评价研究机构接洽，泰思考试的认同者数字将由现在的“3”以可以预期的速度增长。
这一切，怎么看都应该令人振奋。但显然，“泰思”的理想不止于此。
“其实我们能得到外国学校的认可，只是无心插柳。”昨天，“泰思”的另一位创始者、公众教育考试与评价研究机构创办人卢志文这样开始了与记者的对话：
“中国启动新一轮教育改革以来，在教育宗旨、目的、内容、标准及制度与政策等方面均已逐步给出了解决方案。但在素质教育的考试与评价方面，尽管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和政策积极大力推进，在标准、技术和实际操作等实现层面上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却明显落后。”
“换一句话说，我们有了素质教育的方向与目标，也有日臻完善的新课程标准，但是，我们没有与素质教育目标和新课程标准相配套的考试评价的技术和手段。”
在卢志文眼里，既然确立了在素质教育考试、评价领域的研究目标，想改变的“当然首先是中国自身的考试、评价现状”。
基于此，2005年“泰思”诞生之后，张勇和他的同伴们，带着自己的研究成果开始了艰难的推广——
7年间，“泰思”及整套考试与评价体系的实测和使用覆盖了北京、天津、黑龙江、吉林、山东、河北、四川、江苏等10多个省和直辖市，公立学校超过4000所，积累评测数据样本近70万人。
尽管在评测中，“泰思”得到了参与者的广泛好评与认同，也曾成功申报了多项“十一五”、“十二五”重点课题。“但始终没能真正进入政策和标准层面，前进的速度未及预期。”
“反倒是在我们的推广过程中，老外主动找上门来。”卢志文说，自2010年起“泰思”开始引起美国等国家的诸多教育组织及教科研机构的关注，表达强烈合作意愿——其中进展最快的正是已进入操作阶段的美国茉莉塔市公立高中首次对华招生考试。
与其说是茉莉塔选择了“泰思”，不如说是“泰思”和茉莉塔选择了共同成为中美教育历史上的第一次。“我们的梦想和志向始终没变，无论‘泰思’的首演定在了哪一块舞台，我们必定要帮它打造最好的节目，检验它的真正‘成色’，进而去打动更多的观众。”
4 不应该只有一个“泰思”
“泰思”的首演究竟如何，9月即将走进茉莉塔的中国留学生们终会给出答案。记者现在想知道的，是它在国内的首演会在何时？何地？
将时间退回10个月前，去年5月一场名为“新教育、新评价、新考试”的中美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其间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新教育实验发起人、博士生导师朱永新的一段发言让记者记忆犹新——
由于缺乏与素质教育和新课程改革相配套的评价制度，缺乏有效的考试方法，我们的学校和老师们依然为分数而教、为分数而学，这样一种饱受诟病的教和学的模式在很多地方横贯小学、初中和高中，肩负“选拔”重任的现行考试评价制度不但没有起到应有的推动素质教育实施和课程改革的作用，反而成了应试教育最直接的原因。
所以如果考试和评价制度改革再不能实现重大的突破，素质教育和课程改革将很难进一步深化，教育的深入发展和改革也很难真正持久。对考试和评价制度的变革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教育的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
在那次论坛上，朱永新第一次提到了“泰思”，“作为一种民间对考试和评价制度变革的探索，他们终于找到了基于国际先进教育理论，又符合素质教育要求，同时还能够满足新课程标准的这样一个本土自主研发的先进评价技术……”
如果换一种思路去解读朱永新的上述发言，记者以为是：中国需要更多的力量，不管是官方或者民间，去研究关乎教育导向的考试、评价制度，去做有益的尝试。中国，不应该只有一个“泰思”。
那么，当中国出现第二个、第三个“泰思”，它将如何从仅仅是理论体系中的存在走进现实？就像在同一个论坛中，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着名教育学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所说的那样，“如果不打破行政垄断教育、垄断考试的格局，最后我们的考试是没有竞争的。没有考试的竞争，就不可能有考试评价的提高。没有考试评价的提高也就不可能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高。”
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检验产品的标准无疑是市场——前提是，把“考试”从计划经济拉入市场经济——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第三方考试”话题呼之欲出。
巧合的是，正在进行的全国两会中，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朱永新，就提交了关于推进“社会第三方教育考试与评价体系建设”的提案。他在提案中呼吁：
“借鉴先进国家的做法，发展独立于政府、招生机构之外的‘第三方’考试与评价体系。”
“长期以来，教育行政部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考试评价主体不明，考试与评价技术，还停留在几十年前的水平上，与素质教育严重脱节。留学考试也完全‘洋化’，基本沿用外国的考试和标准。”
“引进社会化第三方考试与评价组织或体系，对于克服我国现有的考试与评价的弊端，改进学校管理，推进素质教育的深化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它也是一项需要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学校、社会各界人士达成共识，共同努力和推动才能成就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