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外国语大学留学预科 （https://www.liuxue114.com/shangwai/） 报道 1976年夏，我来上外工作不久，“四人帮” 被粉碎，全国展开了揭、批、查工作。1978年三、四月间，就在王院长被重新任命之前，她“暂时” 来我们清查办公室工作。就这様，我作为后辈，和她有了短暂但却很近距离的接触。有二件事是我直接经历的。一件事是她要揭发江青在延安鲁艺时骄橫跋扈、“两面三刀” 的恶劣行径。由于王院长在74年和75年二次动了甲状腺癌手术，又加上患白内障多年，书写文字有些困难。当时童甦同志安排，由王院长口述，我负责文字记录和整理。在正式口述前，王院长很郑重地和我讲了一段话。她说，“四人帮” 祸国殃民，罪恶滔天，流毒甚广，把揭、批、查工作搞好很重要。但写揭批查材料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誇大，也不缩小。决不能像他们那様随意上纲上线，胡说八道。我年纪大了，有些记不太清，有的记不准了，就干脆不说、不写。我听了颇受教育，也十分感慨。她边回忆边讲述揭发江青的材料，神态平静中又显得激动和兴奋。我逐句记录后又整理成文。交她审定时，她总体上认定，只在个别文字和语气上作了些修改。就在送往上级机关前，她又十分慎重地向她的老战友陈沂同志（時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征询了意见。王院长对待人和事严谨負责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極为深刻的印象。第二件事；对犯错误人的坦诚帮助。当时，工军宣队均已撤走，只留下朱某和卜某二人。留下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他们转变立场，和全院师生一同揭批“四人帮”， 同时通过他们弄清楚学校“文革”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开始時，朱、卜两人都有些抵触和委曲情绪。強调自己是受“蒙蔽” 和纯粹的“执行者”。 尤其是老卜，总以“文化低”、“记不清” 为由，敷衍搪塞。我和清查组的同志一时有些急躁，态度和语气上有時就出现了生硬、顶撞，几乎形成了僵持状态。王院长发现后，就同我和其他同志谈心。她说；你们千万不能急，“文革” 中的“头头” 中毒很深，一下子转不过弯子是很自然的。我们都要耐心些，慢慢来。用我们四川话说“文火燉（猪）爪子” 才好吃吆。要和他们摆龙门陣，既揭露“四人帮”的罪恶，又指出他们的錯误，分析他们的思想根源，要诚心诚意帮助他们，使他们逐步回到正確的路线上来。她提醒我们，搞清查工作要吸取延安時期康生搞的“劝说小组” 那一套，把同志当“敌人” 来“劝说”，那绝对不行。王院长的循循善诱使我们受到很大启发，推动我们改进了工作。
与此同時，她还直接和朱、卜谈话。尤其是对卜，王院长多次和卜亲切交谈，既严粛批评她的錯误，又深入浅出地闸明她执行错误路线的主观原因，打消她“工人阶级是大老粗”、都是“上面叫怎样我们就怎样” 等糊塗观念。有一次我在旁边还听王院长叫她“卜大姐呀，你不要再揹‘劳动模范’ 包袱了”。还说，“卜师傅呀，你不要再钻牛角尖了，我们是真心诚意帮助你的呀…”
就这样，在全国揭批查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在我们的努力下，特别是在王院长的批评教育帮助下，朱、卜两人最后终于作了认真检查，基本上认识了自己的错俁。院党委也实事求是为他们作了结论，二人“解放”后，仍回原工厂单位工作，直至退休。在这件事上，王院长的人格魅力让我深深折服，终生受益。
王院长平时穿着简朴，十分平易近人。工作之余她也喜欢聊天。她讲起1941年到达延安后的经历对我们后辈最有吸引力。她曾问过我的简历，听说我当过兵，她说；“部队是个大熔炉，锻煉人嘛。” 又听说我在上海私立正风中学唸过书，她更高兴，和我唠起了她1935年3月起在正风中学教书的情况，提及了校长、同事、和一些学生的名字。我说；“王院长，那年我刚出生呢”，她笑哈哈地说；“师生同缘嘛”。 78年3月的一天，上班之前，她又和我们啦起了家常。她说；“昨天阿姨去买菜，我再三叮嘱，鸡和鸡蛋都一定要掏銭买，绝对不许用粮票換鳮蛋”。我们都笑了，因为那時候粮票換鸡蛋是常事，我们大都做过。但王院长在这样的“ 小事”上却如此严以律己，不能不令人对这位革命老前辈的敬畏。写到这，我又记起了一件事。那年，王力平同志调来上海工作，有些大小行李搁在房屋前，机关总支动员我们去帮助搬动一下。我随几个青壮年有幸出了回为老革命服务的“公差”，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进入老院长的寓所。在西体育会路上的“ 老干部宿舍”，（记不清是几号了，后拆建为上外汽車队用地）建筑本身就不大，大約六、七十平方的三间狹小的居室内显得较为空盪，看上去比较简单，少量家具也很普通。只是一只藤椅占的空间大些，那是老院长在家憩息和办公用的。她曾嬉说：“这是我的宝座”。 可见她老人家十分鈡爱长年累月伴随她的这件物品。搬运摆放结朿后，何秀珍同志硬要我们喝茶和吃糖果，我们各自抓了一些，高兴地谢辞了。
1978年8月，王季愚同志被重新任命为上海外国语学院院长兼党委副书记。重新担任院长职务后，已年过七旬的她，依然整天忙碌着；主持会议，批阅文件，商谈工作，接待外宾等等。还不忘周总理的亲自嘱咐，关心学校的后勤工作。那時，除了会议，我和她之间的直接接触就很少了。我有时下班晩些，经过她办公室，不是在开会就是用放大鏡埋头阅读、批改文件。偶尔在办公楼楼道上遇见，她总要亲切地招呼我“小简，你好哟？”我也总是问候一声；“王院长，你多注意保重身体”，然后目视着她骨痩嶙嶙的身影离去，心中有股说不出的滋味。因为从她重任院长后的二年多時间里，拖着病体，坚持在岗位上。繁重的“ 拨乱反正”任务和教学科研上的艰苦創新，不断消耗着她的脑力、精力和体力。
果然，老院长终于不胜重负，在1981年4月1日被送进了华东医院，诊断是晩期结腸癌。4月24日，连续十一个小時的手术未能成功，于5月6日不幸逝世。记得逝世当天下午，我随葛林槐同志（時任学院党委副书记）去市教卫办参加一个会议，会议间，闻知噩耗，会议一结朿，我们立即赶去华东医院，在医院告别室里和刚要离开的于伶同志招靣后，老葛和我面对王院长的肖像深深鞠躬致哀。当時我十分伤心，淚水夺眶而出，无以言对。默默地向这位革命老前輩、人民教育家、新中国外语教育的先驱者、平凡而又伟大的长者道别。
我与王院长相识、相处、相知是短暂的。但她留给我的印象是極为深刻的。现今，三十多年过去了，她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对工作的勤恳踏实，处人处事的坚定原则性，实事求是的作风，以及生活上的简朴无华等许多长处和优点，都是留给我们后者的宔贵财富。记得当年院党委交待童甦、刘耐风和我三人起草王院长悼词任务時，力平同志曾向我们提出，希望悼词能突破“公式化”，尽量“ 个性化”些。我们表示一定努力。我们仔细阅读讨论了王院长的个人档案，召开了座谈会，听取了一些院领导和王院长周围工作人员的意见。三个“臭皮匠” 搜枯寸腸，熬到了半亱三更，总算勉强完成了初稿。后経院党委讨论审定，并再次征求力平同志意见，他总觉得仍有些不足，但時间紧廹，他也不再让我们“勉为其难” 了。最近重读《平凡人生》（王季愚传略）、《爰心的回响》两本书，深受教育和感动。確实，她的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短短的二、三千字悼词是很难阐述得完整和精確的，当年力平同志的心情和见地是完全可以理解和正確的。好在这二本书的形成和出版，以及《王季愚文集》等大量文献资料，大大弥补了悼词的不足，真实、全面、形象而丰富地展现了王院长平凡而伟大的一生，可以告慰老院长的在天之灵了。
王院长的挚友趙洵在《和季愚相处的日子》一文中写道：“她活得很平凡，除了工作，也沒有过什么享受。”“但愿人们不要忘记她，----在精神上，她是世界上最富有、最髙尚的人之一。”
记得1997年夏，李良佑同志曾约我撰写纪念王季愚院长的文稿，但由于我胃癌手术不久，正在化疗期间，身心乏力，错过了文稿的截止時间。如今十几年又过去了，良佑同志也已作古，我始终有种“负债”感和呢就的心情。值此校庆65周年及纪念王院长来上外工作五十年之际，总算实现夙愿，完成了上述拙篇。虽然文笔粗陋，但作为“上外人”的一员，能与大家分享纪念老院长的幸福，感到十分愉悦。但愿所有的上外人，能以王院长为榜样，继续共同奋进，为实现老院长在世時的宏愿，为把上海外国语大学建设成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第一流大学而前仆后继。
简令嘉完成于2014年11月23日